1958年，对于我国广大民众而言，堪称非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大跃进”。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有过这么段名言：“……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对于中国迅速走出贫困与落后的期望虽属情理之中，然而在这片曾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土地上，这样的热望却最终酿成了悲剧。
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民们喜获土地，满怀憧憬地期待着能够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宁静田园生活，一时欢欣鼓舞。然而，不久之后，他们纷纷加入了合作社，合作社从初级社逐步演变为高级社，规模日益壮大。进入“大跃进”时期，我国便照搬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的模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事实上，大多数农民对于这种“大集体、公所有”的体制抱有不满。我父亲曾亲耳目睹众多农民的怨言：辛辛苦苦分得一块田地，还未坐稳，便面临收回的噩耗。因此，在“入社”的过程中，与苏联“集体化”时期相仿，许多农民为了抵制“公有化”，纷纷宰杀自家牲畜并加以食用，这种行为无疑对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席卷全国的“共产风”狂潮中，农民们的自留地被一扫而空，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亦难逃被收归集体的命运，甚至连家具、被褥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不得幸免，被强行“充公”。那时的口号响彻云霄：“一碗一筷，归个人所有；一草一木，归集体所有。”此外，日常生活中更是被严格要求实现“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目标。
在“大跃进”的早期阶段，我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将那些被划为“右派”的人派遣至邻近农村的水利建设工地，参与挖掘和搬运土石的工作。为了表现所谓的“劳动热情”，负责监管施工的村干部规定，每次挑运的土石重量必须超过一百斤。这一规定使得许多人不堪重负，肩胛骨骨折的情况时有发生，我父亲便是其中的受害者之一。
彼时建筑工地的医疗设施极其简陋，仅有一位缺乏医术的囚犯兼职充当着非专职的卫生员。父亲不幸受伤，未能获得妥善的治疗，更因无法继续劳动，以致其口粮被减半。
自幼时起，我目睹父亲肩头起伏不平，不禁好奇发问其因。父亲却漫不经心地带过，轻描淡写地解释称是儿时挑水时压出的痕迹。直至后来，我才深刻领悟，这实则是他身上那难以抹去的“大跃进”时期与劳改岁月留下的深刻烙印。
在忍受着伤痛与饥渴的双重煎熬，父亲终于无法再坚持下去，心中生出了逃离的念头。待到他的伤势略有缓解，便与同在劳作中受伤的难友——原开封市建设局的曹某——密谋策划，一同逃回了开封。
普遍的困境在于无处不在的统一统治，无法逃脱其阴影。父亲与曹某于当天被捕，送入劳改营，并受到了额外的处罚：日间劳作时受到武装守卫的监视，夜晚则被迫戴着脚镣入睡，这样的状况持续了超过一个月。
1958年下半年，所有刑事劳改犯均已顺利完成转移，我父亲所在的农场中，仅剩下政治犯的身影；武装看守的撤离，以及原有管教干部的调动，一并伴随着刑事犯的离去。
幸而，新任的管教干部态度较为宽容，一经上任便将“右派”同仁从水利工地转移至农场。此举使得农场中紧张的政治氛围迅速得到了缓解，那些“右派”同仁也终于得以暂时松一口气。
鉴于犯人中干部与知识分子比例较高，新任管教干部特意组建了一个专演“进步戏”的豫剧团，以此方式投身于“大跃进”的浪潮。父亲因此得以加入农场豫剧团，并担当起演奏二胡的重任。豫剧团频繁下乡进厂，所至之处，民众皆以礼相待。
继而，那些所谓的“右派”们纷纷以局外人的姿态离开了农场，得以较为从容且客观地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大跃进”期间诸多令人终身难忘的场景。
1958年冬季，我的父亲跟随农场豫剧团前往一处“大修水利”的工地进行慰问演出。起初，他与同牢的张某共同着手筹备演出相关事宜。张某曾是劳改营中与我父亲同床而眠的难友，他是一位资深的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曾担任抗日游击队的队长，解放后，又担任了洛阳地区宜阳县的县长。不幸的是，在“反右”运动中，他因主张“党内民主”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这片工地之上，呈现出一幅震撼人心的景象：刺骨的寒风呼啸，一面面鲜艳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农民们赤膊挥汗，辛勤劳作，即便是妇女也不例外，她们与男子并肩挖掘土石。而身着黑色棉袄或军大衣的村干部们，屹立在堤坝之巅，不时举起右手，高声呼喊：“超英赶美！”那赤裸的农妇们也放下手中的担子，紧随其后，挥舞双臂，同声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干！”农妇们回应着：“干！”……随着手臂的挥动，她们洁白的胸脯也随之轻轻晃动。
目睹他们目瞪口呆的神情，陪同的村干部自豪地解释道：“众人赤膊是为了彰显我们的干劲十足，而妇女们裸露双臂则是为了彰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豪情。”
父亲心中不忍，轻柔地握住张县长的臂膀，低声催促：“咱们赶紧离开吧。”这才察觉到，张县长的眼眸中隐约有泪光闪烁，他脸上的表情痛苦而困惑。
夜幕降临，父亲所在的劳改剧团搭建起戏台，上演着所谓的“进步戏”。农民们白日里辛勤劳作，十五六个小时的辛劳使得他们疲惫不堪，饥肠辘辘，身体东倒西歪。然而，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前往观看。台上，父亲目睹民兵们手持装上刺刀的步枪和红缨枪，威风凛凛地伫立在道路两侧，而农民们则跌跌撞撞地行进其中，整个场景宛如押解俘虏般凄凉。
彼时，各地纷纷积极推广上级推崇的丰产措施——深翻土地。父亲在农场周边目睹，当地农民深翻土地的深度竟超过了尺余。
这并非最为惊人的事实。经过查阅资料，我发现河南信阳地区在“放卫星”期间，深翻土地的深度竟达一丈有余，如此之深，几乎足以作为地基来建造楼房。
河南省内大部分区域位于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地表土壤频繁被深翻，导致大量沙土被翻起。这种行为无疑人为放大了该地区的沙荒问题。翻土过深，使得播种的种子难以扎根生长，次年土地荒芜严重。农业生产深受自然条件制约，即便农民精心耕作，仍可能遭遇减产；如此盲目破坏土地，怎能不引发粮食短缺危机？
在“大跃进”浪潮席卷河南农村之际，一场名为“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广泛展开。所谓的“拔白旗”，实则是对那些劳动效率较低者的批判与斗争。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人往往借此良机抒发个人怨气，甚至对弱者进行欺凌。
父亲亲历其境：每当休憩时分，农民们便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展开“拔白旗”活动。选定“白旗”目标后，村干部一声令下：“甩他！”（注：此乃豫东方言，意指“打他”）。随即，众人环立一圈，对该不幸者推搡拉扯，拳脚相加。被打者不久便倒地不起，众人随后纷纷上前，用脚猛力践踏。
为免触怒村中的干部，不愿沦为“白旗”的牺牲品，众人竞相使出浑身解数，相互攻击，借此展现自己的“积极性”。那些遭受打击的农民，只能抱头趴地，哀嚎着呼唤亲人的名字。此情此景，宛若“击鼓传花”，每逢休憩，便需从十几个人的小组中挑选出一面“白旗”，对其进行无情殴打。
即便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予以嘲讽，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风潮仍余波未平。因此，在农村干部中，佩戴肩章的风气盛行，他们纷纷在传统的中式对襟棉袄上缀上肩章，有的甚至系上类似现今商场促销员所佩戴的绶带，显得颇不协调。
父亲曾目睹数位身穿缀有肩章的破旧棉袄的村干部，他们手握长棍，神情严厉地斥责着几位蹲地挖野菜的农妇。农妇们吓得不敢抬头，只能战战兢兢地继续劳作。
村干部们对于管理他人似乎有着特殊的偏好，他们不仅不再满足于役使那些辛勤劳作的农民，更是渴望将手伸向那些生活在优渥环境中、闲逸度日的“洋劳改”们。
某日，数位村干部登门拜访农场管教干部，言及那些“洋劳改”过得颇为惬意，若能如往昔般交由他们监管，定能确保囚犯们服从管教。然而，管教干部秉持善意，以政策为盾，婉拒了这一请求。村干部们虽竭尽全力辩解，最终却无功而返，只得失望地离去。
在此，我们不得不对父亲当时所在的农场领导给予特别的赞誉。在全国众多关押“右派”的农场中，***农场尤为著名，那里曾关押了3000多名右派分子。他们在“大跃进”和“困难时期”中，每日都必须承受过度的劳动负担，短短两三年间，便……相比之下，我父亲在农场的经历，可谓是截然不同。
不禁引发人们深入思考的是：为何在同一历史阶段，同为“右派”身份，他们的命运却呈现出天壤之别？显而易见，这与父亲所任职农场的领导人性本善良有关，他们在政治狂潮中始终秉持着做人的原则。尽管他们无力直接解放这些“右派”成员，却竭尽全力提供庇护，确保他们免受迫害之苦。
然而，在那个农场，那位曾推行“跟风跃进”的前任领导却缺乏这样的仁慈之心——倘若他持续掌权，恐怕父亲以及他的难友们会在“大跃进”及其引发的“困难时期”中遭受极大的苦难。
此后，父亲基于这段经历，提炼出七条做人的底线，分别是：不伤害无辜之人，不乘人之危，不背信弃义，不因利益而拆桥，不损害他人以谋私利，不违背天理，不助纣为虐。这七项“不”成为他立身处世的信条，继而传授于我们，使我们终身受益。
在大跃进时代，我国若干“先进”的农村地区实施了“聚家并屯当时，这一理念被誉为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跑步之道”。
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聚家并屯”这一概念颇为陌生，甚至可能从未听说过。那么，“聚家并屯”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指的是一种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
在此运作机制下，县级行政单位被视作一个团，公社则对应为一个营，而村庄则扮演连的角色；家庭结构遭到解体，居民根据性别、年龄及体力状况，如男壮劳力、女壮劳力、少年劳力以及老弱病残等特征进行分类，并被分别安置至各自的“连队”——也就是对应的村庄之中；各分类群体得到相应的安排与配置。劳动定额粮食配给严格限制；而且，在规定时限未满之前，亲人不得相互探望。
自“聚家并屯”政策实施以来，众多农民不得不离开世代栖息的家园和住所，重新规划自己的居住生活。这一政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原本宁静的自然村落逐渐演变为“男村”与“女村”。女人村“所谓‘老弱病残村’，指的是那些主要居住着老年、体弱、病人以及残疾村民的村庄。鉴于这些群体通常无法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所分配到的食物配给相对较为有限。”
事实上，按照常规的尺度衡量，“大跃进”期间的老年劳动强度亦不容小觑。因此，众多老人在饥饿与过劳的双重压迫下，悲惨地离我们而去，有的甚至在临终前都无法与亲人团聚。
父亲他们抵达农村进行演出之际，当地“聚家并屯”的政策已实施有段时日。因此，在演出现场，观众席上男女老少各成一方，形成了一幅鲜明的人群分区图；而基干民兵则手持武器，穿梭于各个区域之间，严密巡逻，以防亲人偶然相遇后私下交谈。
1958年岁末，父亲所在的劳改营完成了从杞县曹屯农场的搬迁，目的地是河南焦作的新河农场，该农场位于焦作市南郊。伴随此次迁徙，他们所属的豫剧团亦频繁地前往邻近那如火如荼的“大炼钢铁”施工现场，为工人们献上慰问的演出。
初次踏上舞台的征程，我的父亲及其随行人员抵达了位于山丘之上的一个建筑工地，眼前的景象立刻令他们惊愕至极。环顾四周，只见连绵起伏的土筑高炉，一排接一排，直至视线无法触及边际；还有那些密集如织、色彩斑斓、宛如万国旗飘扬的帐篷。这些帐篷由众多家庭拼接而成的被单制成，色彩斑斓，从远处望去，宛如一面面在风中猎猎作响的旗帜。在这片景象之中，还有无数新立的坟墓，同样一眼望去，无边无际。
随着他们逐渐靠近，父亲注意到每一座墓碑前都矗立着一枚木牌，上面以墨色书写着逝者的姓名及其生卒年代。这些木牌均崭新如初，树干的原色依旧鲜明，未曾因岁月而褪去光泽。
和我父亲住上下铺的张县长是位心怀良知的共产党人，跟我父亲观点接近，二人无话不谈。在目睹了这一令人痛心疾首的场景后，张县长找了个无人的角落，忍不住放声大哭。
当天夜里，被残酷现实折磨得难以入眠的张县长，悄悄叫醒父亲，小声说道：“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老蒋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枪里来弹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难道……竟然要用这种方式来实现吗？”
那番话语令父亲惊愕不已。同室囚犯中，前某地委组织部陈部长以告密闻名，常向组织部门汇报其他囚犯的言行。若他听闻此事并向上级反映，张县长恐怕将陷入绝境。父亲急忙捂住自己的嘴，神色焦虑地指向仍沉睡的陈部长，示意张县长切勿再继续言谈。
然而，张县长那饱含痛楚的疑问，在父亲的心海中激起了深沉的回响。那些在镇反、肃反、反右运动及双轮双铧犁事件中所埋藏的，他未曾言说的疑问，此刻如同破土而出的嫩芽，渐渐显露出勃勃生机。
自那之后，父亲逐渐认识到，面对问题，不能再盲目地追随上级，而是应当多问几个“为何”；即便不能公开提出疑问，也需内省于心，尤其要审视自己是否做到了问心无愧。
1958年，母亲所在的滑县亦被“大跃进”的狂潮席卷。起初，村干部们信心满满，誓言“十五年内超越英国，赶超美国”，随后又将目标提速至七年之内实现。村中矗立起一座座土高炉，然而滑县并无铁矿石资源，于是村民们家中铁锅、铁勺，乃至农具皆被搜刮一空，用以炼钢。燃料匮乏，便以砍伐树木应急。然而，炼钢并非易事，亦非任何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成功。那些原本光洁的铁锅铁勺，炼制出的却是杂质满布的废料。
事实上，虽无人不知这是徒劳之举，亦无不明悉此举终将招致自然之惩戒，然而，无人敢于公开发声——若敢直言，即刻可能被冠以“反对总路线”的恶名；若是干部，轻则可能丢掉乌纱帽，遭受批斗，重则面临隔离审查乃至牢狱之灾；若是农民，轻则可能遭受殴打，重则性命堪忧。
由于依赖传统土法炼钢，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措施和技术保障都付诸阙如，故而事故频仍。众多生命在飞溅的铁水之中消逝，或在坍塌的高炉残骸下丧命，更有甚者，因过度辛劳而耗尽生命之火。
“唉，那真是大要劲啊，累垮了多少人！”
此后，公共食堂兴起，各家各户不得私自生火烹饪。村干部的监管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见炊烟升起，便立刻率领人员上门搜查，没收农民私自藏匿的粮食及生活用品。日复一日，当劳作的人们外出劳作之后，村干部与民兵便逐一走访各家各户，他们手持一端尖锐的铁棍，在地上四处戳探，不惜挖地三尺，以期发现农民私自埋藏的粮食。
一旦发现有人偷盗粮食，不但粮食将被全部没收，偷盗者还将遭受鞭打，并被禁止进食——“没牛槽”（豫北方言，意指不允许用餐）。农民在结束劳作后，目睹家中一片狼藉，却只能默默忍受，自行清理地面。此举彻底剥夺了农民的粮食储备，以至于一旦遭遇饥荒，他们只能无奈地坐以待毙。
在饱受饥荒困扰的古代中国，农民们素来秉持着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的习俗。然而，在“大跃进”的狂热时期，农民们连储备粮食的自由亦被剥夺，同时官方大肆宣扬粮食“大丰收”，并鼓动民众“放开肚子吃饭”。待粮食耗尽，却无计可施，只能任由农民自谋生路。此后的“困难时期”，众多农民因饥饿而丧生，这些做法与当时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久之后，“放卫星”的荒诞剧再度上演。有人肆意夸大其词，声称一亩地可产粮食数千斤，而后越发离谱，声称可达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
昔日的农村，墙上遍布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标语。农民们终其一生与土地为伴，自然对这些荒诞的言论深信不疑。然而，在那个政治压力巨大的时代，敢于表达自己怀疑的，往往招致不幸。
某些秉持正直态度的村干部，在汇报产量时故意压低数字，随即便被扣上“右倾分子”的帽子，还被无端指控为“瞒产私分”，导致他们被免职、遭受批判，更有甚者，甚至被监禁入狱。这样一来，众人纷纷噤若寒蝉。
于是，虚假的言辞、夸大的言谈、空洞的言论在全国各地泛滥，人们整日沉溺于自我欺骗之中。
村中公共食堂初开之际，提供的餐食尚属可圈可点。村干部日复一日地向村民们宣导：“***曾言，当前之难题并非粮食匮乏，而是如何享用。我们拥有如此丰饶的粮食储备，务必设法将其一扫而空。若一日三餐尚觉不足，不妨增至五餐。”
继而，那阵子流行起“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若有人就餐后未能使肚子圆滚滚、步履蹒跚，便会被视为“吃饭不积极，思想存疑”。公共食堂每日供应的白面馒头，以及玉米、高粱等粗粮，皆被挪作喂猪喂牲之用，浪费现象触目惊心。
自古以来，我国北方农民生活困苦。即便是像我外公这样的中小地主，在解放前也难以日日享用干饭与白面，更别提一般农民了。如今，公共食堂每日提供食物不设限，众多农民在用餐时常常边吃边放松裤腰带，如此不加节制地享受着超前的消费生活。
面对上级的莅临视察，村干部便密谋在粮仓内先行堆积泥土，随后在表面撒上一层粮食，以此营造出粮食丰盈的假象。然而，上级心知肚明他们是在玩弄伎俩，所谓的“参观检查”实则只是走马观花。如此一来，上下级之间便在这种心照不宣的欺骗中达成了默契。
1958年的冬日，外公再次被征调参与“大修水利”的工作。依照上级的指令，他们需要在原先的广阔平原上，平行开挖出两条人工河道。
其中一条河流至今依旧流淌，其名颇具“大跃进”时期的鲜明特色——大功河。而另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因缺乏实际效用，自建成不久后便逐渐湮灭，最终化作一条绵延三百余里的沙地。
滑县位于黄河古道之畔，挖掘土壤不待深探，即可触及沙土层。每逢大风肆虐，沙尘蔽日，对农作物构成极大危害。此外，那条废弃的河道恰似一把利刃，横穿村东，导致不少民居被迫拆除。
滑县大功河工地
幼时，我在滑县故乡的乡村度过了两年的时光，常常光顾那两条蜿蜒的河岸。其中一条河流宽阔异常，河床深陷地面之下，缺乏护堤，河床内遍布沙土，未曾有过一滴水流过；另一条河则常年干涸，河床之上长满了翠绿的青草。偶尔上游的水库会释放些许水流，河床中便形成了一处处小水洼，我们孩子们便在那儿牧羊、放牛，或是嬉水游玩。河岸边密集地分布着众多无碑的坟茔，村里的长者告诉我们，这些坟墓中安息着的是“大跃进”时期因劳累过度而丧命的年轻劳动力。
那时的标语是“宁舍生命，不教红旗倒地”，这话绝非虚言，而是现实的写照：那些挖河的农民每日至少辛勤劳作十五六个小时，在最为紧张的时刻，他们甚至需连续数日数夜不间断地工作，不得休息，且行进途中还需始终保持小跑状态。
村中的干部手持沉重的木棒立于一旁严密监视，一旦察觉有人动作迟缓，便上前挥棒惩戒。常有人在这般劳作中突然栽倒，命丧黄泉。即便是在雨雪交加的日子，工地上也必须持续施工，挖掘河道的人们不得不浸泡在齐腰深的泥浆与冰水中辛勤劳作。待到夜晚归家，因道路寒冷，他们浑身冻得结满冰霜，宛若古代武士的坚甲一般。
由于劳动强度过于剧烈，外公身心俱疲，以致于肛门脱出，屁股后方终日血迹斑斑。
农人们忍受之极，遂开始筹划逃离。先前提及的那位携大姨探访狱中的船姥姥，她有一子，小名唤作大臊，当年十七八岁。大臊在河工工地屡遭迫令连日不休地劳作，身心俱疲，几乎至死，便与船姥姥密谋，意图潜逃。
在那个时代，汽车等交通工具极其罕见，逃亡之路唯有徒步可行；而白日里，既无法行进赶路，亦难以乞讨为生——一旦被警察或民兵捕获并遣送回工地，所面临的后果将不堪一击。
幸而那时公共食堂尚能任人“敞怀享用”，大臊便每日多领一个馒头，悄悄藏匿于隐蔽处。他又编造谎言，声称自己患了腹泻，频繁往返于茅厕之间，以此误导村干部。
月黑风高的夜晚终于降临，大臊在劳作之际，照旧以如厕为由，骗得同伴的信任。船姥姥则趁夜色将先前埋藏地下的干馒头挖出，递给了大臊。于是，大臊开始了他的逃亡征程。
村干部久候大臊不归，急忙派遣民兵持械紧追不舍。但那晚月色黯淡，四周笼罩在一片浓重的黑暗之中，民兵们的视线受到严重影响，终究未能追捕到大臊。
如此，大臊昼伏夜出，风餐露宿，历经四五日的艰辛跋涉，终抵达离家约一百五六十里的河南鹤壁的一座煤矿。彼时，该煤矿正致力于“大跃进”运动，急需大量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大臊因而得以顺利下井，跻身矿工行列。
大臊堪称幸运儿，成功逃脱并觅得栖身之地。然而，众多逃亡者却未能享有此般好运——那些被捉回的，往往遭受重创，遍体鳞伤，更有甚者，惨遭活活打死；而部分逃亡者离队后便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无人能知其究竟。
即便在“大跃进”的年代，人们遭受着过度的劳役，生产队的牲畜却得以安享闲暇。这得益于它们被视为“集体财产”，理应受到爱护。当时，中国的大多数农民还未养成刷牙的习惯，客观上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然而，我父亲却亲历了一幕令人称奇的景象——有人竟然在为牲畜刷牙。
那晚，农场剧团的演出落幕，演员们整理好各自的乐器，在归途中经过一处牲口棚，只见数位男社员手持一把大刷子，正逐一为牲口细心刷牙。
数位“右派”人士初次目睹为牲畜刷牙的场景，不禁感到新奇，于是驻足在一旁，好奇地观看。
“哎呀，我的娘啊！”待众人急忙再次掰开骡子的嘴巴时，才发现那位社员的胳膊已被咬断。
彼时，众多地区实施着高强度、连续不断的劳作制度，甚至于深夜时分，亦需将肥料运往田地。鉴于牲畜亟需休憩，原本由牲畜牵引的运肥马车，此刻不得不改由人力拉拽。男劳力多数被征召参与“大修水利”与“大炼钢铁”的劳作，运送肥料的重担遂转移至妇女们的肩上。
村干部往往精选一位体魄强健、颇具闯劲的大脚女劳力执牛鼻，辅以一二十位女性合力拉拽一辆车。那时，众多年长女性仍保留着小脚，她们需与像我母亲那样年仅七八岁的孩童并肩，紧随那些健壮的大脚妇女之后，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于是，老弱妇孺齐聚一堂，一边高呼口号，一边辛勤劳作，现场人声喧哗，热闹非凡。
我曾阅读过一些人所撰写的回忆录，尽管他们多少有些难为情地承认了“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劳民伤财”的严重后果，但总不忘强调当时人民的“热情高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的父母，以及我周围的众多亲人，都是“大跃进”的直接见证者，他们从未认为普通民众对这场运动抱有真正的热情。
显而易见，换位思考后，众人自会明了，普通民众怎会对这类性质的工作产生热情？或许在“大跃进”初期，人们被那些看似一蹴而就的诱人承诺所迷惑，从而产生了一丝热情；然而，不久之后，他们便因生活困苦而觉醒，心生恐惧。那时，农民最迫切的愿望并非移山填海，亦非改天换地，而是寻求逃离。
那些宣扬大跃进时期民众“热情高涨”的观点，要么是居高临下的官僚，被下属虚假的热情所蒙蔽，未尝身处其境；要么便是昧着良心，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随后，母亲所居的村落亦卷入了“聚家并屯”的风潮。在分类甄选的那日，村民们被迫在民兵的严厉喝斥与棍棒驱使下，依次排成了一条曲折的长队。公社干部神气十足地矗立在队伍前端，掌握着众人的命运。至于谁将被编入男劳力营，谁又将归入女劳力营，又或是谁该被纳入老弱病残营，这一切的决定皆取决于他们的一念之差。
经过筛选，荷枪实弹的民兵在公社干部的指令下，无情地开始拆散一家家农户。农民们难以轻易地接受这一变故，亲人之间紧紧相拥，震耳欲聋的哭声在村庄上空回荡。然而，在干部的指挥下，民兵们却毫无同情之心，他们挥舞着棍棒、皮鞭和枪托，强行将农民们强行驱散。
彼时，母亲尚幼，不过7岁，本应是依偎在父母怀抱中撒娇的年纪。然而，与父母的突然离别，让她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她声泪俱下，一边痛哭不止，一边用那双稚嫩的小手紧紧抱住外婆，死死挣扎，不愿放手。外婆也紧紧地拥抱着她，泪水纵横，向干部们哀求不已，声称孩子年幼，若能留在身边，她们定会全力以赴，努力工作。然而，干部们却面无表情，表情狰狞地伸出双手，毫不留情地将母亲从外婆温暖的怀抱中硬生生夺走。
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外国电影《逃离索比堡》，这部影片描绘了二战时期索比堡集中营里囚徒们勇敢集体逃生的惊心动魄故事。在电影中，当运送犹太人至集中营的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纳粹分子将他们强制挑选和分类的一幕映入眼帘时，我无意间捕捉到母亲眼中那闪动的泪光。我好奇地追问究竟，母亲声音哽咽地告诉我，那个场景是她童年时亲身见证的悲剧。那份被迫与亲人离别时的恐惧与无望，是她终身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按照年龄，母亲本应被安排至“儿童营”，然而由于身高出众且出身不佳，她遭到了有意的歧视，最终被送入了“少年营”，与十三四岁的少年们一同承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实际上，“少年营”中的工作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段的人难以承受的，例如搬运砖块、挖掘泥土等，她们每天需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
村子东端穿行着一条人工河流，由此，诸多民房不得不被拆除。孩子们的任务是搬运砖块，依照规定，每人每次至少要搬六块厚重的大方砖。这些老房子的方砖尺寸远超现今建筑中普遍使用的红砖，其重量对于成年人都显得沉重，更遑论我那七八岁的小母亲。
劳动的重量远超她的承受极限，自七岁起，我母亲便遭受了严重的关节损伤，这一痛苦伴随她终身。
当时，外公外婆均被派遣至七、八十里外的建筑工地辛勤劳作，每月方能与我们团聚一次；而母亲则常常与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同住。
那位邻居女孩名叫春字，当时年仅十五岁，她对家中的母亲关怀备至。在那个年代，人们不仅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时常被民兵押送观看所谓的“进步戏”以接受教育。由于劳累过度，母亲在观看戏剧时往往走着走着便昏昏欲睡，春字便总是紧紧握住母亲的手，引领着她前行。
疲惫袭来，母亲对于“进步戏”的具体内容几乎记忆模糊，唯有那一句歌词在朦胧中刻印于心：“小妹妹，送哥哥，大炼钢铁……”
即便是这些年幼的孩子，也未能幸免于“拔白旗”的灾难。由于我母亲的成分不佳，她每日都小心翼翼，生怕招致横祸，因此在劳作时总是全力以赴，这才使得她未曾被“拔白旗”。
同村居住着一对兄弟，他们被亲切地唤作“文妞”（在滑县方言中，“妞”是对男孩的昵称，而“妮儿”则是女孩的昵称）。当时，哥哥8岁，弟弟6岁，不幸的是，他们的母亲刚刚离世。父亲在村里声名狼藉，懦弱无能，常受人欺凌，因此他们总是成为众矢之的，每次都沦为被欺负的对象。
一群孩童愤怒地涌上前，对这对无母的小兄弟进行了狠辣的攻击。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击倒在地，脸上沾满了鼻涕和泥污，一边承受着殴打，一边抱着头哀嚎：“娘啊……”
尽管我的母亲年幼，仅有七岁，但在外婆的悉心教导下，她早已深知不能对弱者加以欺凌。因此，每当遇到需要出手教训那对双胞胎兄弟的情形，她便会编造谎言，声称自己急需去方便，以此躲避那样的场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日，每当目睹文妞兄弟遭受责打，她都惊恐得几乎要哭出声来，却始终强忍着泪水，不敢表露出一丝哀伤。
直至本书记录的此刻，文妞兄弟仍安然无恙。若有读者对此时代对孩子之残酷程度抱有疑虑，不妨交由我来安排一场深入的实地探访。
观影后，即便夜幕低垂，孩子们仍需辛勤劳作，于深夜中推磨不息。他们饥饿疲惫，常常在推磨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进入梦乡。村中的干部便指派了一位中年妇女负责监督孩子们的劳作。
然而，那女子心地善良，察觉到孩子们推磨至深夜，既饿又乏，身体歪斜，便借口要去方便，特意留出片刻时间。她一离开，孩子们便迫不及待地抓起那些尚未完全磨碎的棉籽、麦粒与玉米，大口吞食。由于出身贫寒，我母亲行事格外谨慎，不敢越雷池半步，每吃几口便急忙擦拭嘴角，以免被那些心术不正之徒察觉。
时至今日，自“大跃进”运动结束已逾四十年。众多高层领导人士纷纷以文章或书籍的形式，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与深刻反思。然而，身处社会高层与底层的人们，对于“大跃进”的记忆与感受，差异悬殊。高层人士的反思往往趋于理论化，他们多借助枯燥的数据进行剖析，却鲜少提及那些在“大跃进”浪潮中挣扎的普通民众的苦难经历。
自1930年起，苏联着手实施“集体化”与“工业化”的双重战略，随之而来的是广泛存在的强制性奴隶劳作，以及随后发生的惨烈饥荒。在被誉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饥荒的肆虐尤为严重，当地竟然有四分之一的居民因饥饿而丧生。苏联大规模采用奴隶劳作和饥荒的悲惨图景，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俄罗斯当代人民敬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杰作《古拉格群岛》中，得以窥见一斑。
这部作品以写实之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那段阴霾的历史，为我们解读苏联彼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同时，在反思“大跃进”的过程中，我们得以从其他国家的相似历史中提炼出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在“大跃进”那段历史中，我国所经历的一切，无不与苏联斯大林的工业化进程有着惊人的相似，如影随形，步调一致。然而，两者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苏联的“大跃进”虽然以数百万人生命的代价为代价，却实现了工业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辉煌成就，助力苏联一度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相较之下，我国的“大跃进”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未能摆脱贫困与落后的困境。
此段文字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9至10页。）由此可以明显看出，社会主义理念的根本宗旨，旨在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公正、更加轻松。
柬埔寨红色高棉劳动地
可以说，斯大林与波尔布特之辈尽管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却始终未能领悟其核心——那植根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及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精神。他们仅凭个人粗浅的见解，从经典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为所谓的“社会主义”设定条条框框，且常根据个人喜好做出选择，甚至无中生有，自诩为“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诸如“所有制”等表面问题上纠缠不清，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极端，却忽略了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本质，致使误入歧途，渐行渐远。经典著作越读越多，条条框框越积越多，偏差越深，导致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形态愈发退化。领袖尚且如此，那些普遍缺乏文化知识和文明素养的中下层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是浅薄且粗暴，愈发教条化。一旦背离了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的宗旨，各种惨剧和闹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
若马克思与恩格斯得以在天之灵见证他们所倡导的崇高思想最终演变至此等境遇，恐怕亦会不禁感慨万分：“吾所播种者，原为龙种，岂料终竟化作一片跳蚤！”
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时期，东欧与苏联的体制相继遭到民众的摒弃，这一现象亦充分揭示了那些异化的制度缺乏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越南等国的成功，即便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并非因为它们坚守所谓的“社会主义原则”，反而正是由于通过改革开放，成功突破教条主义的桎梏和思想的束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回归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
1958至1959年间，豫北大地接连迎来了两个丰饶的收获季节，风调雨顺，农作物长势旺盛。然而，正值壮年的劳动力纷纷被征调参与“大炼钢铁”和“大修水利”等重大工程，于是，“大办粮食”的重担便落在了年仅七岁的母亲和年迈近七旬的外公——这两位年迈且体弱多病的长者肩上。
他们的能力究竟有限，再加上干部们的压力，不得不加快进度，以求所谓的“提前完成指标”或是“迅速树立成绩”，结果只能草率行事；更有甚者，一些田地都来不及收割，那些急于求成的村干部们甚至直接纵火焚烧庄稼，随后草草犁地，致使大量庄稼烂在田间，变成了肥料。
彼时，粮食的供应已显紧张，食堂的饭菜质量每况愈下，馒头和面条早已绝迹，取而代之的是愈发稀薄的玉米面糊糊，几乎无法满足基本的饱腹需求。在饥饿的折磨下，年幼的母亲不得不在田间偷食尚未成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无所不吃。
然而，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发生了：干部们宁愿让农作物在地里腐烂，也不愿让农民将其带回家。若有农民胆敢如此行事，便会被判定为盗窃集体财产，被视为“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严重罪行。
日暮时分，村中的干部便驻足村口，逐一对手中农民进行细致的检查。其中，个别品行不端的村干部更是趁机对年轻女性做出不轨举动。若有人携带作物私逃，便即刻遭受严厉的鞭挞。
常言道，夸大其词无需纳税，然而在“大跃进”的年代，夸大其词却成了需缴纳的税项。彼时，我国各地纷纷“放卫星”，虚报粮食产量，亩产万斤、十万斤，乃至数十万斤的离奇言论屡见不鲜。
这种夸大其词的做法直接引发了高指标、高征粮的现象，使得生产队原本就稀少的余粮，甚至种子也被尽数上交。到了第二年春耕时节，众多地区竟然面临种子短缺的困境，无法进行播种，最终导致收成颗粒无收。
自1959年秋季起，全国各地粮食供应状况急转直下；待至1960年春，正值青黄不接之际，一场灾难性的风波迅速蔓延至整个中国。在河南，此灾难被当地人民称为“粮食关”。
1959年年末至1960年初，母亲所居的村落几乎日日陷入困境。在最严峻的时期，壮劳力每日仅能分配到4两粮食，而老人与孩童的份额更是仅有2两。此外，粮食供应往往中断，甚至有时被村干部截留私吞。
或许有人会言，“区区四两粮食，又怎能**饿倒人呢？我日常所食，亦不过如此。”然而，此种观念实属误判。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沿用着传统的十六两秤，所谓的“四两”实际上仅相当于现今的2.5两，而二两则略超过一两。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迅猛提升，当代人的饮食结构经历了显著变革。肉类、蛋类、奶类等副食品的丰富供应，已成为人们获取热量与营养的主要来源，主食的比重已显著降低。然而，在五十年代末，由于副食品极为匮乏，且民众被迫全天候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有限的粮食根本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
当时所谓的四两“粮食”，并非是白米或是精面粉，甚至远非单纯的粗粮，它实际上是由棉籽、豆饼、麸皮、玉米面以及玉米芯等原料混合而成的饼状物。食用这种“食物”后，人们往往会遭遇排便的困扰。对于青壮年来说，这种不适尚可忍耐，然而对于老年人而言，则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
彼时，外公的父亲已步入古稀之年，身体原本强健，却因日复一日的饥饿，加之长期食用棉籽豆饼，导致便秘，每隔一二十日才能排便，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久便卧床不起。外公无奈，只得亲手一勺一勺地将粪便从他体内抠出。即便如此，老人终究未能挺过难关，于1960年6月因饥病交加不幸离世。
1959年下半年，情形愈发严峻，“聚家并屯”的尝试渐显力不从心，那些曾被强制分开的人们，又纷纷返回各自的原居地。起初，离家较远的荒野中尚存草根、野菜等可食之物。为了果腹，年仅八岁的母亲便跟随春字姐姐，跋涉十几里路，前往那片荒坡采摘野菜。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人们赖以维生的手段便是采摘野生蔬菜。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野菜，这对姐妹常常在天色蒙蒙亮时便踏上征程，直至夕阳西下方才踏上归途。她们一前一后，各自背负着沉甸甸的野菜包，脚步沉重地往家中挪移。
那时，街巷间流传着令人胆战心惊的流言，声称有人专以抓捕孩童为乐。母亲与春字姐姐肩负着沉甸甸的野菜，步履原本就艰难，而一想到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传闻，她们便不自主地浑身战栗，只得拼尽全力往家中疾走，途中还不时回首，以防有人暗中尾随。
不久之后，野菜便被那些饥肠辘辘的寻食者尽数掏空，那片曾略带生机的荒野，亦随之沦为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
即便饥肠辘辘，却依然坚持着“大跃进”的脚步。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洋溢着喜悦之情，发表了社论宣称：我们已圆满达成了“1959年红到底”的目标，现正满怀信心地迈向“1960年开门红”！
因此，外公被调去参与“大修水利”的工作。作为家中的支柱，外公的坚韧不可或缺，因此外婆不得不从自己和母亲的微薄口粮中，额外抽出一些来支持外公。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支持，外公才没有像许多一同挖掘河道的伙伴那样，在壮年之际，长眠于河边那连绵不绝的无名墓园之中。
长年忍受饥饿之苦，外婆的全身浮肿明显，轻轻一按皮肤，便留下一个明显的凹陷。当时年仅9岁的母亲也深受小儿疳积的困扰，腹部肿胀得仿佛一个硕大的锅底，肚脐周围的青筋更是凸起显著。
孩提之心，本就渴望嬉戏，然而，除了几位村干部的后裔外，其余孩童因长期忍受饥饿，患上了疳积之症，体力日渐消减，以致难以持久站立。当他们聚集一处，也只能沉默地静坐，眼中失去了光彩，静默无言，长时间的沉默仿佛凝固了时空。
尽管村民们正艰难地与饥饿抗争，村干部们的生活却显得相对宽裕。自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民们饲养的家鸡、羊群、猪崽以及牛、驴、马等大型牲畜均被无偿地收归集体所有。面对粮荒，村干部们纷纷宰杀家禽家畜，纵情享受美食，而广大农民却只能无奈地干瞪眼，望着那一份份丰盛宴席。
彼时，村中住着一位年逾花甲的贫苦农妇，因饥饿所迫，她无奈之下盗取了生产队的一只鸡。正当她准备宰杀此鸡时，不幸被村干部当场擒获。紧接着，村里便召开了一场针对她的批判大会。
会上，所谓的“阶级友爱”已被抛诸脑后。村干部逼迫这位步履蹒跚的老妪，站立在一条半米多高、仅四寸宽的板凳之上，嘴中紧咬着那只鸡。村干部先是破口大骂，随后命令群众齐声高呼口号。然而，群众们早已饿得筋疲力尽，口号声仅寥寥无几，稀疏地回荡在空气中。
在批斗仪式落幕之际，那位村官猛地一腿，将这位同阶级的姐妹踢倒在地，继而连踹数脚，之后，他提着鸡，神气活现地扬长而去。
自是意料之中，那位老太太不久便安息于黄土之下。
昔日的大队长与我家族中有着五服之内的亲缘，母亲时常会前往他府上闲逛。大队长家中设有用竹席围成的粮仓，其高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的身躯，直径约莫四尺半，内部储藏的粮食至少有上千斤。大队长的妻子心性尚且和善，目睹了母亲瘦弱的形象，偶尔会慷慨地赠予她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米野菜饼，然而这仅是偶尔的善举。
大队长的千金，正是那个时常欺凌我母亲的改改。改改心怀恶念，每逢见到母亲享用他们家的饼，便拳打脚踢，言语相加。然而，母亲因饥饿难耐，即便面对殴打与斥骂，也咬紧牙关，勇敢地前往他们家，只为了求得一口温饱。
春字家的庭院中，矗立着两棵由祖辈栽种的枣树，枝叶繁茂，生机盎然。然而，这两棵枣树却遭遇了“共产”的命运，生产队规定春字家的人不得享用树上之枣。唯独大队支书、队长和治保主任的家属与子女，享有采摘果实的美誉。春字及其家人，唯有无奈地望着，眼巴巴地渴望。
饥饿的折磨实在难以承受，夜幕降临之际，春字和母亲便悄无声息地攀上树梢，黑暗中摸索着采摘了几颗枣子充饥。她们深知干部们的监视，不敢随意丢弃枣核，而是小心翼翼地寻找隐蔽处将它们埋藏。原来，那时的村干部明文规定：擅自摘取一颗枣子，便需缴纳2元罚款。在那个年代的农村，2元钱无疑是笔不小的财富。
日复一日，母亲饱受饥饿的折磨，夜间尤甚，腹中如火燎般难以安眠。外婆在劳作之际，悄无声息地藏起了一根小小的胡萝卜。目睹母亲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外婆便将胡萝卜递予母亲，轻声嘱托她细嚼慢咽。外婆虽只受过几年教育，却常为母亲讲述故事，借此分散她的注意力。然而，外婆自己也正身处生死边缘，却因对孩子的深爱，硬是强忍着饥饿，分毫不敢享用。
这根微小的胡萝卜，便成为了那位年幼的母亲梦寐以求的佳肴。她每晚仅啜饮一小口，历时半个多月，方才将其尽数品味完毕。
那时，母亲在位于村子外一里地的落庄小学就读。在极度饥饿的煎熬中，那区区一里的路程亦变得难以逾越。某日，她在门框上无意中发现了一颗干瘪至极的老豆角，惊喜之情油然而生。她轻轻剥开豆角，谨慎地取出里面的几颗豆粒，藏入衣兜。行走上学的途中，因饥饿导致的筋疲力尽，母亲常不得不停下脚步。她便蹲坐在地上，将那几颗豆粒捧在手心，反复端详，却始终难以下定决心将其吞食。
正是这颗颗微小的豆子，成为了母亲每日跋涉至学校的无形支柱。
至1959年岁末，前来听课的人数日渐稀少，而教室里学生的身影却日益减少。我的母亲所就读班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力壮的男性教师，他身材魁梧，面容宽广。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学校里的其他教师要么因饥饿而无力起身，要么选择逃离，唯有他一人孤军奋战，坚守在讲台上，为学生们传授知识。
因持续饥荒，教师的腹部膨胀，宛如一顶倒置的巨大锅釜。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往往需将双手撑于课桌上，闭上双眼，短暂地歇息良久，以致于连一句完整的话语都无法吐露。
在某个不幸的时刻，我们的老师在授课过程中突然失去意识，倒卧在地，从此再无苏醒。
因教师缺席，学校被迫暂停授课，并宣布放假，假期时长竟达一年半之久。
日复一日，我在村庄中漫步徘徊，时刻向每一位村民发出我的呼唤。他们的体内缺乏必要的热量储备，哪怕仅仅一顿饭的缺失，或是晚餐延迟数小时，都可能将他们推向命运的边缘。
在公共食堂即将停办的前夕，外公因工作延误，下班时间异常晚归。那时，社员们不得私自生火烹饪，且家中已无粮食与炊具可供使用，一切都被“充公”了。外婆怜惜外公，不愿他归来后只能以冷饭充饥，因此她选择耐心等待，直至外公结束劳作。外婆因身体浮肿，行动不便，于是她命母亲手捧一只瓦盆前往食堂。在那个特殊时期，所有铁器都已上交，用以炼制废渣，家中仅剩瓦盆这一器皿可以用来装载饭菜。
母亲踏入食堂，只见那锅稀饭已然见底，仅余锅底的糁疙瘩。原来这是炊事员精心设计的巧妙之举：在煮饭时，他特意留下一层糁疙瘩于锅底，待社员们前来打饭，便只舀取上层的稀汤，而那些锅底的糁疙瘩则留待自己享用。
昔日，村中司务长与炊事员多系村干部之亲信，贪污及克扣社员粮食之事屡见不鲜。农民们对此痛心疾首，遂编出一则顺口溜以讽喻之：“日食一两粮，司务长安眠无忧；日食一钱米，炊事员亦无忧虑。”
瞧见这些粗糙的食物，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心中暗想，这下终于可以品尝到半干半稀的饭菜了。然而，当她兴奋地将饭菜打回家，准备享用时，她的嘴巴却突然无法张开，牙关不由自主地紧紧闭合。经验丰富的外婆一眼便识破了，这分明是人在饥饿边缘的濒死症状。她立刻拿起筷子，强行掰开母亲的嘴巴，硬是将稀汤灌入她的口中。
一勺稀饭入腹，方将母亲从边缘地带唤醒。
临终饿殍之人的心境，并非如世人所臆测的那样，充斥着无尽的痛苦。事实上，人在濒临饿死的初期，会自然地感受到极度的饥饿，对任何食物都心生渴望；然而，数日之后，人便会进入第二阶段，身体逐渐麻木，对饥饿的感知也变得不再那么剧烈；而死亡往往不期而至，即便面前有粮食，自己也无力将其送入口中。
我们时常能在饥荒幸存者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在行走途中，突然倒地，再无起身之力。那位母亲亲身遭受了饥荒带来的惨烈感受，那种痛楚至今仍如刻骨铭心。
饥饿剥夺了众多人的良知与情感，使他们只剩下类似动物那般，为生存而争斗的原始本能。
先前所述的船姥姥之夫，按照辈分，我应称其为船老爷。彼时他年约四十，食量颇巨，每日的粮食配给根本无法满足他的胃口。
他的次子负责在生产队照料猪群，常常会偷偷将一些喂猪的糠皮带回家。鉴于糠皮同样珍贵，次子便只将这些糠皮留给自己享用，舍不得与生身父亲分享。
日复一日，饥饿难耐的船老大偶然间觅得这些糠皮，不禁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然而，他的儿子归家时却发现了糠皮的消失，愤怒之情油然而生，遂对亲生父亲痛下狠手。遍体鳞伤的船老大在饥饿、愤怒与悲伤的重压下，未过多日便撒手人寰。
船老爷幸而早逝，得以安葬于地下。然而，后来的许多人，竟连埋葬的力气都丧失，有的尸体在家中无人问津，腐烂不止；有的则被草草裹尸，随意丢弃于田头，终为饥民所食。
此刻，公共食堂已难以为继，最终宣告解体。然而，因“大炼钢铁”以及“反瞒产私分”等一系列运动的推行，广大农民家中早已失去了铁锅，亦无任何粮食储备可言。
在那段日子里，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片沉寂之中，街道上空无一人；村中所有能动之物，无论是牲畜、猫狗、麻雀，抑或是老鼠，都尽数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一年前还满怀憧憬，向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贫苦农民，如今只能在家中日复一日地坐着，无奈地等待着命运的降临。
舅舅与大姨早年便投身职场，享有粮食定量供应。他们时常省下自己的粮票，购置食品寄回，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中粮食短缺的压力。
事实上，大姨自身的粮食配额亦极为有限。她不惜日复一日地忍受饥饿，只为将粮食送回娘家，由此积劳成疾，病痛伴随了她的一生。以我们家的情况尚且如此，那些缺乏任何外部援助的农民家庭所面临的困苦，更是难以想象。
1960年夏日，我大姨父在郑州市政建设公司食堂担任炊事员一职。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自那时起，他本人便得以饱餐，偶尔还能悄无声息地带回几个馒头。
食堂内，食物的集中之地难免成为老鼠的乐园，它们时常将面袋咬出破洞。为此，单位特意安排大姨父将破损的面袋带回家中进行修补。对于破损程度较轻的面袋，大姨父能赚取半分钱的报酬；而破损较重的面袋，则能换得一分钱的收入。在那个物资稀缺、生活困苦的年代，每一分每一厘都显得尤为宝贵。
面对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面袋在反复使用后都被清理得极为洁净。然而，当大姨父将面袋带回家中，大姨惊喜地发现，面袋上仍或多或少残留着一些面粉的痕迹。夫妇二人便细心地用刷子进行了彻底的清洁，清理完一个面袋，竟然收集到了半盒香烟那么多的面粉。连续清扫四五个面袋后，累积起来的面粉已堆满两个香烟盒。
切莫轻视这微不足道的面粉，在饥荒肆虐的困苦岁月里，它或许能在关键时刻拯救一条宝贵的生命。
常言道，聚沙成塔，自大姨家中新增了这份额外粮食之后，她每日便能累积下二三两的面食。大姨与姨父便急忙将那些在生存边缘艰难挣扎的亲人，一个个轮流接到郑州，让他们得以补充营养。当轮到外婆时，她便带着母亲一同踏上了前往郑州的路途。
彼时外婆的浮肿病症已至晚期，行走已是奢望，每日只得卧床静养。于是，尚年仅八岁的母亲毅然肩负起照料大姨所抚养的两个五六岁孩童的重担。每当大姨和大姨父投身工作，母亲便带着两个小外甥和外甥女，在街头巷尾悠然漫步。
令人称奇的是，尽管全国范围内广泛出现了***现象，甚至某些地区还发生了***事件，即便是省会郑州也流传着不少相关传闻，然而，郑州的高级饭店依旧如常营业。在这里，时常可见衣着光鲜、气色良好的顾客尽情享受美食美酒，甚至进行猜拳行令，畅饮至醉。
于饭店之外，外卖橱窗内依旧陈列着诱人的烧鸡、卤肉等佳肴，令人垂涎欲滴。每当母亲携大姨的两位孩童路过，那三个孩子便情不自禁地紧盯着橱窗内的美食，眼含口水，迟迟不愿离去。
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们家经济状况的逐渐改善，母亲便开始全力以赴地储备全国粮票。到了80年代初，她已累积了超过2000斤。对饥荒的恐惧已深深烙印在母亲的血脉之中，即便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家迅速步入勤劳致富的轨道，她在购买食物时依旧下意识地进行“备战备荒”，大量囤积，这反而导致了不小的浪费。
在饥荒的驱使下，众多农民不惜冒险踏上逃亡之路。1961年和1962年间，社会上广泛传播着关于新疆招募工人的消息，传闻一旦前往那里，便能够饱餐一顿。因此，大批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奔向新疆。
昔时，政策严禁农民随意迁徙，因而那些擅自离乡的农民被统称为“盲流”，甚至被贴上“流窜犯”的标签。在往昔的社会，每当饥荒降临，农民有权利自由流浪以寻求生机；然而，进入“大跃进”时期后，这一权利被剥夺，饥荒发生时农民只能困守原地。民兵与民警在各处设立关卡，严密监控，以捕捉试图逃离的农民。
令人费解的是，内地各地布下了严密的网罗，严密围堵，然而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外，却挤满了前来招工的单位。一踏上火车，逃荒而来的农民便会被热情的招工人员围拢，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工作。一旦报名成功，招工人员便会立即端上馒头和稀饭，让这些幸运者先饱餐一顿，随后他们便成为了全民所有制工人或是军垦战士。
确实，有一部分人在新疆找到了就业机会，他们不仅在当地扎根，更将珍贵的粮食与粮票寄回故乡。
这些虚实掺杂的传闻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之火，随之，越来越多的农民踏上了逃亡的征途。在这其中，少数幸运者成功抵达目的地并找到了工作，然而，大多数人在途中被截获并遣返回家，更有不少人在饥寒交迫中消失在了路途之中，从此音讯全无。
那一年，母亲年仅十一岁，外婆便开始为她筹备逃亡所需的行囊，以及沿途的干粮。幸运的是，在1962年的麦收过后，饥荒状况得到了显著缓解，外婆因此没有让年幼的母亲冒险踏上逃荒之路。